陈志武: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
南方周末记者 笑蜀
耶鲁大学治理学院金融学教学陈志武一直关注中国金融市场是如何影响社会的,社会因此会有什么变化.对此,他从金融学角度提出了一家之言.陈先生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将崩溃传统、开释个人自由.其论断虽然仍可商议,但令人线人一新.
"金融市场的发展所表演的重要角色是,将个人从各种威望组织如家庭、教会或政府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不必为了生存而必需附属于这些组织的权利.我以为看到这点长短常重要的."
市场在彻底瓦解传统伦理
南方周末:市场在如何改变中国?
陈志武: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构造在转变.儒家文化始终强调以血缘关系为基本来实现人际间的利益交换跟互助,"血浓于水",血统内交易的违约风险小.像任何传统社会一样,传统中国社会里,市场不发达,与生疏人交易的违约风险太高,太轻易上当,所以,人与世间的经济交换、风险分担以及资源共享重要在支属关系网内进行.儒家主意的"孝道"、"三纲五常"以及以名分等级树立的社会秩序,大抵是为了最小化这些人际交易的违约风险."孝敬"、"还人情"等都是金融交易意思上还债的概念.在从前2500年里,儒家文明对血缘、家庭的强调,确保了中国人可以在农业出产能力低下的情形下有足够的生存多少率,能够一代一代地繁衍下去.特殊是,家族越大、越旺,族内资源共享、风险互担才能就越强,其繁殖下去的概率天然越高.
但,这些年的市场化改造,尤其是市场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中国.跨地区的人口流动,阔别你的出身地到他乡去工作、生活,世世代代是左邻右舍的局势已成为历史,使社会结构完全变了.也就是说,儒家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泥土已决裂.你不能再依赖传统的大家族网络来保证你未来的经济需要,血缘网络离你越来越远,不能再靠它对冲自然灾害风险或身材健康状态的不肯定性.不过,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断裂的同时,保险业、养老基金业、投资基金业和银行系统正在快捷发展,这些年的金融发展真的很快.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正在取代传统儒家文化维系的家庭、家族,为中国人的未来生活、养老、病残意外事件提供保障工具.我对金融市场发展和全球化带来的这些社会成果非常感兴趣.
南方周末:那就是你今年夏天在中国研究的内容吗?
陈志武:我在这方面进行的研讨和写作已有几年.我打算写一本书,探讨金融发展和个别市场发展对文化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我一直在收集中国和亚洲其余国度的数据,以此懂得人们的文化价值观mm特别是对家庭、婚姻和人际关系的见解mm是如何跟着金融和市场而变更的.
比如,我和几位研究生做了两个问卷考察,一个是两年前做的,今年夏天又做了一次.其中,当我们问"你为什么要孩子?"这个问题时,每个人可以选择多种答案中的任何几个.一个答案是"养子防老",第二个答案是"因为爱好小孩子和情绪",第三是"传宗接代",等.我们发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谜底挑选上差异最显明.在农村,大约70%的人会说是基于经济上的原因,是"养子防老".然而,在北京,只有约15%的人说是"养子防老".城市居民更可能说是因为感情上而非经济上的原因取舍生小孩,农村人极少会说是因为喜欢而生小孩.
但,除了城市与乡村的差别之外,第二个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一个人是否已经购置保险或者应用了任何一种市场供给的避险养老金融工具,1.76合击传奇,买了保险或养老产品、投资基金的人更可能会说"生小孩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养子防老".比拟之下,家庭收入的高下对生小孩的目标和立场没有太大影响,反倒是有没有持有现代金融产品更有决议作用,这让我们觉得意外.
南方周末:你认为市场的改变推动了文化价值观的改变,还是文化价值的改变产生对金融市场的需求,谁都很可悲,从而推动市场发展?
陈志武:这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互动、彼此推进的进程.中国过去30年阅历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从1980年代先是市场化发展,把各地区间的市场整合到一起,包含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劳能源开始跨地域流动,在哪里工作、生活逐渐跟你在哪里诞生长大不要紧,中国人和产品也开始大批出国.当然,收入也在增加,人们的私有财产也在增长.到1990年代,人们开始接触现代金融产品,先是各类保险品种,而后是养老投资、基金种类、按键贷款品种,缓缓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金融产品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产品让你能把自己将来的各种经济需要、保险和养老部署好,让你在未来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须要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保证你总有独立的人格尊严,经济上的自足从来是人格独立的基础,而金融又是保障未来经济自足的工具.
我要说的是,虽然大部门人还没明白意识到,但过去20-30年里,市场发展和金融发展已经改变了中国人许多的文化价值观.从我们的调查数据看,我认为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对家庭的价值观非常濒临美国人的价值观,而良多人还没感到到这点.
当你视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里父母亲与他们的孩子交流的方式时,你会发现,它正变得越来越像在典范美国家庭观察到的那样,也就是,父亲通常不会试图在孩子眼前摆出一副森严、一副不可亲、不可近的样子,已经不是一种从上至下的、单向的、命令式的姿势.相反,你会看到,更多父母以一种非常平等的方法与他们的孩子沟通,试图进行一种心对心的对话沟通.
在我看来,当父母不再把孩子当作他们的养老保障、当作他们的投资载体时,他们没有必要担忧"天啊,如果我的孩子当初就不听话,他未来怎么会孝顺?我在他身上的投资怎么会有回报?"于是,他们也就没必要处处打骂孩子、压抑阉割小孩的个性,迫使孩子时时听话.这些父母为自己买好保险品、退休品、养老基金等等,此后,从经济上,他们就没有依靠儿女的必要.这样,跟孩子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感情交流上,愿望跟儿女在情感上靠得很近.但,他们意识到,如果你生机孩子在情感上和你靠得很近,你就不能强迫他们"无论有理无理,都得听话",而是更倾向于平等谈话.
有些时候,当我去访问友人时,我会有意无意地察看他们是如何处置跟小孩的关系的.而越来越多的时候,在城市家庭里,我看到父母们确切在试图与他们的孩子对话,不再是单向地训话.代际间的同等对话,这显然是违反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不成体统,是反儒祖传统的.
但在农村可不是这样.在农村,比如在我湖南老家,简直所有的人仍旧从经济预期角度来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生小孩、交朋友仍旧以经济目确当先,家庭关系缺少情感上的交流,感情的东西还过于奢靡.
南方周末:你认为保险和投资基金的引入会对人际关系造成这种影响?
陈志武:会的.在这方面,我已经做过许多研究,而且还会继承做.家庭或者家族有两大主要功能.一是促进经济交换,特别是金融交换,其作用是应用血缘这种天然的信用基础,促成成员间的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以此增加每个人一辈子的福利.在历史上,在没有契约执行制度之前,人际间交易关系的违约风险、受骗风险历来是最头痛的事.而血缘是家庭、家族成员间自然独特的东西,你想推也推不掉,想从里面分别出来也难,它也就提供了一种天然的信任基础.而且,在现代市场制度机制涌现之前,那可能也是最好的一种信用基础.
人际间的经济交换大概有两类.第一类是有形商品交易,比方食粮交易,这种交易是现货交易,一方今天付钱,另一方今天交货,是一次性买卖,对信用、信任的请求不高.第二类是涉及到由交易双方在不同时光、不同空间之间的价值交换,好比,我今天借钱让你上学,等你读完书工作时你要还债;或者,今天我碰到意外事件,你帮我,但一个共鸣是等你遇到艰苦时,我有义务帮你.当个体间的交换波及到逾越时空间的价值支付时,诚信、守约、信赖就无比十分要害.这就是为什么家庭、家族永远有增进跨时空金融交换这种异常重要的经济功能,血缘关系,特别是在儒家"三纲五常"维系下的家族系统,能够大大降低跨时空价值交换的不断定性,下降违约风险,增添交易保险.
家庭的另一主要功能是情感、非物质利益的交流.而那些非物资交流到目前还难以被市场替换.你不能容易订立情感交流契约,因为感情的东西太主观、太难用客观标准丈量,所以,情感交流还难以市场化.当我们说"恋情价更高"时,实际上还没有人们能广泛接受的测度"爱情"价值的"价"单位,否则,爱情也可市场化了!
当金融市场发展了,一个主要的影响就是,金融证券产品可能逐步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让人们在远远比单个家庭、家族更普遍的范畴之内进行资源互补、进行风险分摊,其危险摊派的效果远远超过在单个家庭、家族之内的后果.一旦市场轨制架构足够牢靠,由金融市场代替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后,大家的福利都会更高.让家庭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换上,把经济交换功效从家庭、家族里剥离出来,家庭关联里不谈好处交流.
这种改变在中国正非常敏捷地进行.固然咱们看到一些人为利益而结婚,这在哪个社会都有,是个人的自由抉择,但更多人正在从新调剂家的定位.当然,在美国,这种社会转型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了20世纪上半叶,呈现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基金、养老基金,还有已发展多年的保险工业和银行体系,这些促成经济交易从美国家庭里剥离出来.到今天,在美国,当人们斟酌借钱、养老、失掉保险、躲避生涯风险时,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去找他们的亲戚,而是情愿与市场产生这些交易关系,以此使亲情关系更重感情、友谊.
南方周末:由金融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换功能,这会更更有效吗?
陈志武:当然.一种是大规模内外部化、非人格化了的显形金融契约交易,而由家庭实现的是人格化了的、小范围内的隐形契约交易;前者实现只是金融交易,没有别的潜在债权,而后者是一辈子也无法了结的交易关系.在中国家庭里,因扯不完、也扯不清的"孝道"债、"亲情"债、"人情"债而大打出手的事件太多,总说他给你多了、给我少了,或者是他怎么还不给,等等.
例如,一个孩子要结婚了,父母通常会把所有的积蓄送给他,让他办酒宴、买房子.这非常普遍,在大城市亦如此.有了父母所有的积蓄,后辈得以结婚并买一套屋子.中国父母会认为,"如果我们有积蓄,那为什么还让我们年轻的孩子去承当每月还贷的负担呢?"名义上看,这让子弟不用靠典质贷款购房.但问题是,一旦父母把养老钱今天给了儿子,等父母真正老了退休、自己没有收入的时候,他们靠什么养老呢?我知道,按孝道,儿女要赡养,要给父母当初的投资以回报了.但,这里,没有合同写明他们的孩子必须回报多少,多少算多,多少算少.
设想一种情景:年迈退休的父母只能被动地等候,等着他们的孩子给钱,以赡养自己.即便他们没钱了,假如孩子不给钱,他们可能也不好心思要,由于他们也许会顾及到本人的尊严,刚开端,自尊和骄傲感让他们不愿向孩子要钱.想想,这对老年人的花费行动会发生怎么的影响啊!他们就会不敢花钱.即使他们从孩子那里取得一些钱,可能依然不晓得明年孩子会不会忘却给钱.或者,兴许到了明年,孩子的收入没有那么高、不够钱了.因而,在不自己的钱的情况下,父母怎么也不敢用钱.那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地步.当然,实际的情况是,很多父母在没钱时不会管那么多了,管不上尊严了,仍是会去要.人过到这种份上,就没意义了.
同时,儿子可能有自己的家.许多中年夫妇,为了给一方父母多少钱而常常吵架,夫妻因此大打出手,已是常事.养父母的责任成了夫妻关系的障碍.
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也听到过很多故事.在这些局面下,年老的父母可能想:"为什么我还这么健康?我依靠儿女才干继续生存,这有什么意思?"而儿女们可能把年老父母看成是压在自己生活上的累赘.
当人际间的资源交易、风险交易主要以人格化的形式实现时,许多事情总是含含混糊、一辈子也了不清.比如,2002年,湖北一个小县城有个30岁左右、名叫王宏的人,很荣幸中了彩票,赢了500万元奖金.他和夫人先是非常愉快,但他的叔伯、叔伯孩子、他自己的兄弟和父母,统统要求从这500万中分到一大份,每个人都说"没有我,你王宏怎么长大?"他实际上分了150万给他的亲戚,作为给亲戚的回报,这已经很多了.然而,他的亲戚认为这150万元远远不够,每个都说他应该得到更多.成果,他的兄弟不理他了,他的叔伯也不理他了.过了些时候,他的兄弟和叔伯家人跑到他的家,大打出手,使他和妻子受重伤.
这样,一个凌乱的产权体系造成了如此混乱的要乞降反要求.当由传统大家族胜任经济交易功能时,所有的投资和回报都是默认的、隐形的,不会用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恰是这种体制导致了上述大打出手的混乱局面.
这就是为什么把经济交易从家庭脱离出来对家庭关系的纯粹非常重要,对其他社会组织亦然.相比之下,如果年青人自己通过按揭贷款买房、结婚,自己当前赚了钱还银行,自己花自己的钱,而父母把积蓄买养老保险、养老基金,等老了退休自己花自己的投资回报钱,那不是让大家都更有自尊、自由吗?这样,家庭内关系不以金钱交易为基础,而是着重感情了.
当经济交易是在市场长进行,交易一旦完成,那就真正实现了,它既简略,又不涉及情感.当一种经济交易搀杂着其他因素mm友情、情感和亲戚mm那么,只会传染人类关系的灵魂.从人类的教训看,开生养服务证跟病院先容信,经济交易留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支配,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
南方周末:市场可以带来更多的个体自在.
陈志武:从根本上讲,那是我对这项研究感兴致的深层原因.在20世纪初,"五.四"启蒙时代,自由、民主和迷信等观点和实践引入中国.尔后,更多知识分子对传布这些现代办念做出了出色奉献.
但,回过火来看,我认为,那些年代的常识界实际上遗漏了一个症结点,甚至被误导了.第一,他们没有意识到产权制度对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基础作用,甚至认为公有制反而是通向民主、自由之路.试想,在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况下,我们靠什么去声张、维护个人自由、民主及其他权利?没有自己的财产,就没有基础去主张自己的权力、去保护法治,就只能放任别人.
第二,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外在的发达金融市场的重要性,没有外部金融市场,中国人就无法摒弃"孔家店".金融市场提供的经济保障和跨时空价值配置交易,跟家庭、家族提供的类似交易功能,两者既有互补的一面,又有相互替代的一面."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实际上,回首看,在当时没有足够发达的外部金融市场的条件下,如果然的把"孔家店"打倒,最后你会发现,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既没有市场给你提供生活保障、帮你规避风险,又没有"孔家店"给你提供经济安全,最后你还是要回到"孔家店",你会发现家庭还是你惟一能够依靠的.因此,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你最后将不得不重返"孔家店",回到中国人代代依靠的家族支撑体系.没有金融市场,中国人就无法从名分等级秩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个人无法自由.
不仅在中国事这样,在印度和其他传统社会也是这样.印度的种姓制度也是为了相似的经济交易功能,使农业社会内人际交易本钱尽可能小.金融市场的发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将个人从各种权威组织如家庭、教会或政府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不用为了生存而必须从属于这些组织的权力.我认为看到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是反对家庭,家庭极其重要.只不过,我认为家庭应当被定义在情感交流上,其目的是给我们提供感情和精力归属上的安全.经济利益安全靠市场,情感安全靠家、靠亲情和友情.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湖南故乡的情景.悲痛的是,在我那个村,因为市场没有完全发达、商品生产能力还是不高,直到十几年前,物质生存还是人们第一位的关注点,所以,所有的人际运动都还缭绕吃住行,难有残余,情感世界的追求自然过于奢侈.幸好,产业化和产业技巧终于全面进入中国,大大晋升包括我老家人们的生产能力和收入程度,到今天,物质生存不再是一种重要挑战,人们终于可以有基础拓展自己的非物质世界了.
南方周末:可是,中国不是契约社会,而是人情社会.人们对契约不习惯,也并不非常信任.如果说机构与机构的交易容易平等,可以必定水平上战胜非契约化带来的信用风险的话,那么纯洁做作人与机构的交易则是完全错误等的交易,个人弱而机构强,那么非契约化带来的信用风险就会比拟高,令人却步.个人通过金融市场来发展自己独立的生存系统,实现个人对家庭经济关系上的独立,实际上还很有难度.这也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文化制约因素.换句话说,社会信用的缺失是通过市场解放个人的致命阻碍.不知陈老师对此认为然否?
陈志武:实际上,任何人际关系、人际交往和交易都是契约关系,www.lhscf.com,差别在于有的社会更习惯隐性契约,有的习惯显性契约;或者是,有些事情是以显性契约形式,另一些以隐性契约;而契约的执行基础可以是人格化的人情(亲情、友情、爱情等等),社会风气习惯,也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正式法律体系,或者是这几者的混杂,这只是详细手腕、方式问题.但,从实质上,不管是以隐性还是显性,以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契约,交易、交换的本质不变.
比如,我给你送礼,这是做人情投资,在你收礼后,你的一个隐性承诺是,你以后要以某种方式还我以礼,或者你也送我东西,或者在我有求时给我帮忙,总之,直到你回我以礼之前,你欠我人情.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隐性契约,友情、社会舆论、道德伦理等等是促进我们之间契约能够执行的基础,也正因为此,我们对这种交易才信得过.其它,诸如金钱借贷、食品借贷等物质交易,还有亲戚、朋友、共事、社会相识之间的非物质来往,比如,遇难时相互辅助、心情消沉时互相安慰,甚至相互间的问候,等等无形的人际往来,都涉及到交易契约,今天你给我心理上的安慰,我会记住下次你或你的家人心境不快时,我也要回报你以安慰,这些都是彼此间的显性或隐性契约.
所以,人情社会也是契约社会,只是契约的情势不同,契约的执行方式也不同,仅此罢了.为什么中国社会以前靠亲情、人情就够执行各类隐性契约,而许多交易并不需要正式显性契约呢?关键在于所交换内容的价值高低、交易范围的广阔程度.农业社会没有几样东西值几万、几十万,犯不着动那么多脑汁写下正正式式的契约,所以,中国自秦汉开始,只有在涉及土地买卖、屋宇买卖时才写契约,我老家就一直如斯.另外,当交易范围只是在本地、本村,世世代代都为左邻右舍,当然犯不着那么正式写契约.可是,这些并不象征没有契约关系在其中.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交易价值的回升,以人情为基础的契约执行基础就越来越不够用,中国人也不得不从非正式隐性契约走向正式的显性契约.社会关系和文化也因此而应变.
不外,如果因为政治等原因使正式的契约履行架构难以发展,让人们无奈信任正式的契约,那确实反倒迫使人们更加依赖血缘、地缘、人情这些非正式信用架构,只有持续靠这些传统的货色来保证交易多少能发生.只是制度供给和制度需要间的这种张力,终极会迫使非人格化的契约执行架构的疾速发展.
至于中国人是否今天就能依附金融市场完整解决个人一辈子生活平安的问题,当然还没到这一步,各种非人格化的契约制度和信誉架构还需建立,但这是一个基础发展方向,增量意义上的发展速度已经很快,这个方向是所有社会的寻求.美国的金融在寰球最发达,所以.市场在取代亲情和友情的经济交易功能方面,也走得最远.但,即使在美国,血缘网络、教会以及其它社交网络,也多少起到个人生活的最后经济保障作用,当一个人切实走头无路、经济自破无望,他还是会不顾别的,只好向亲友求救.在美国,市场的空间也在一直扩展.
南方周末:这几年儒家文化热在中国升温,局部起因是因为人们感到社会道德已衰败太多,必须靠恢复儒家文化来拯救.另外,就是古代化或说西化也大大冲击了中国社会.你怎么看这些景象?
陈志武:我知道,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冲击,使许多本来习惯的社会架构断裂.在这种时候,人们天然偏向于回到过去,到博物馆里找过去熟习的东西,盼望以此解救现代化带来的冲击.但,客观讲,这是两厢情愿,是一种心理抚慰.
在过去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能力又极其有限,饥寒老是最主要的挑衅,所以,儒家主张以血缘家族为基础来实现人际间的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并给它配以"三纲五常"文化价值和名分等级社会秩序,那可能是过去两千多年里绝对最优的一种支配,使中华民族能够人寿年丰.在那种社会秩序下,"三纲五常"和名分等级秩序的刚性当然阉割人的个性,但却可以使人际间的交易风险大大降低,节俭交易成本,所以,就义一些个人自由和权利是当时生产能力低下的前提下逼不得已的选择.加受骗时的人口流动少,世世代代是左邻右舍,这也使儒家依赖的道德束缚多少能行得通.
可是,到今天,情况已大不一样,人口的广泛流动,市场范围的扩大,这已减弱道德的约束力.再加上今天金融市场已经在许多方面取代了家庭的保险以及其它经济交易功能,没必要再把亲情和经济利益交换混在一起,也没必要再接收"三纲五常"对个人自由的约束,换句话说,今天为这些约束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所能得到的好处,所以,儒家主张的约束已分歧算,自立和个人自由的价值更高.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时期曾经有过类似的对儒家文化的挑战.那次,挑战来自两方面.第一是自汉朝开始进入中国的佛教,第二是唐宋贸易市场的发展让人们感到,即使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交易,也能到达很好的资源互补微风险分摊的效果,市场化对儒家以血缘为核心的主张产生挑战.所以,宋朝时期也产生过儒家文化大探讨.不过,那次以朱熹等新儒的成功而停止,到明清时期.儒家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但这次跟唐宋时期不同,最大差别在两方面,第一是现代交通运输和通讯网络,加上跨地区的人口就业,这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第二是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已在相称程度上把人际交易从家庭、家族剥离出来,由市场取代.一些传统学者不能看到中国社会的这些变化,也不懂各类现代社会科学范畴在19世纪之后的发展,还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按照从经典到经典的研究范式,得出论断认为中国社会还能走回去.我不知道中国还有几个人能认同他们的药方.
解决中国社会道德标准的基本前途,不是回归儒家传统,而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中国的家庭、家族,不再强调刚性的、阉割个性的"三纲五常"与名分等级秩序,而是强调平等、自由和人权,强调自由选择和被迫结盟,把家的中心定位在感情交流和爱.